譚冰 / 2013-11-13

 中國歷代共有超過一百部曆法，其中正式頒用的亦有五十餘部之多。曆法改革對術數有何影響，是引人入勝之研究課題。

以中國傳統天文曆算而言，集大成者為元朝頒用之《授時曆》，其後明朝頒行《大統曆》，實質上只是沿用《授時曆》，並作一兩項小改動而已。清朝入關後頒用《時憲曆》，才為中國曆法帶來重大改革。有趣的是，中國並不是一夕之間棄用明曆改用清曆。於古代中國，曆法為皇權之象徵，而即使清朝於1644年入關後，明朝於南方仍有不少殘餘勢力，其於曆法方面自然奉明朝正朔。1661年，明朝永曆帝流亡緬甸，其後於1662年被俘；1683年，台灣鄭克塽投降，自此明朝曆法才真正絕跡於中國。在明亡清興之四十年內，中國境內有兩套曆法行用，本文即討論明清曆法不同之處，及其對於術數之影響。

清朝《時憲曆》其中一項重大改革，為二十四節氣之定義。由漢代至明代，中國曆法用「平氣」註曆，即把二十四節氣平均分佈於一整年中，節氣相隔時間均等。但由清代曆法始用「定氣」註曆，即把二十四節氣平均分置於黃道，太陽行經黃道某一點便代表某一節氣。用定氣時，由於地球以橢圓型軌道繞日而行，冬天時地球行經近日點，太陽在黃道的移動最快，兩節氣只相隔14日；相反，夏天時地球行經遠日點，兩節氣可相隔16日。

即然節氣定義有變，子平八字起盤當然受到影響。舉例而言，康熙帝出生於1654甲午年三月十八日巳時，其八字為：甲午、戊辰、戊申、丁巳。若按清曆定氣，該年三月十九日立夏；但按明曆平氣，三月廿一日才是立夏。由此例可知，清曆節氣改革影響子平八字之上運確切時刻；尤有甚者，若命主生於交節前後，則更可能影響月柱及大運干支安立。

附表：1654甲午年明清曆法之節氣差異

 清曆節氣改革，對紫微斗數之影響更大，此由於閏月安立與節氣有關。若按明曆平氣，節氣平均分佈，因此一年內各個時間有均等機會出現閏月，例如有閏正月、閏十二月等。但按清曆定氣，節氣分佈不均，夏天時地球行經遠日點，節氣相隔較遠，夏季月份有較大機會排不上中氣，因此閏五月至閏八月出現機會較高，而閏正月、閏十二月出現機會幾近於零。下表列出明曆和清曆的朔閏不同之處，以1648戊子年為例，由於節氣安立不同，清曆閏四月而明曆則閏三月。至於大小月之差異，是因為明清曆法推算日月合朔時刻有異，與節氣改革無關。紫微斗數依年、月、日、時安星，由於明清兩朝之曆日編排大異其趣，紫微斗數所受之影響當比子平八字更大。

附表：明清曆法之朔閏差異

中國大部份祿命術數均創立於清朝以前，子平八字早已於宋代流行，即以相對晚出之紫微斗數而言，其於明代亦已成形，及至清朝立國，八字與斗數之起例並無改變。由於曆法變革，同一命造用不同曆法，有可能起出截然不同之命盤，此種情況當非創立八字與斗數之先賢所能預見。然而至今祿命術數仍能保持論命準繩，其理何在？

筆者認為，中國祿命術數固然以周易、五行、河圖、洛書等為基礎，但實際操作上，仍需作命例統計，並由此改進論命手法。雖然起盤方法並無改變，但論命手法並非一成不變，此即徵驗之原理。祿命術數可視作一門統計學，而曆法則是統計所用的測量方法。即使統計對象保持不變，曆法有變代表統計方法有變，舊有統計結果可能不再適用，但同時亦有新的統計結果產生。舉一淺白例子，問卷調查往往問及被訪者之年齡組別、居住地區等資料，若年齡組別、居住地區之分類有變，所得之統計結果亦可能有變。因此雖然曆法有變，祿命術數仍可不斷發展並保持準繩，觀乎歷代著名術者之論命手法各有側重，可證此點。

坊間常有議論謂曆法與術數無關，筆者故撰此文，說明曆法與術數之密切關係。亦有術者自訂曆法以起盤論命，由本文可知，自訂曆法對術數影響深遠，故務必謹慎從事。筆者惟恐有人誤解文意，故作進一步澄清：

• 筆者並非全面偏向徵驗統計而放棄基礎理論（例如周易、五行），事實上二者同等重要，彼此亦需平衡協調。
• 筆者並不主張用古曆起盤，此因為術數依曆法改革而不斷發展， 無需墨守舊法。若用古曆，則放棄近世累積之命理統計成果，其命理推斷亦脫離現代社會環境。再者，恐怕現在已甚少人研習古代曆法，若只得一鱗半爪，不得其法，所編之曆實際上只是後人妄作，絕非古曆。
• 筆者並不主張術數自訂曆法，此因為自訂曆法雖然可能給出新的命理推斷，但無從保證舊有沿用之論命手法是否仍然適用。再者，曆法即命理統計方法，統計方法廣為人用，則容易驗證其統計結果。因此用官方曆法起盤，則容易驗證論命手法之準繩度。

由於祿命術數需作命例統計，因此命理推斷並非命中注定，我們只可由統計結果，推測命主很可能會遇上之運勢。筆者早年亦曾撰文論述命理並非宿命，日後當再作補充。

原文發表於《風水天地》卷240（2012年9月），原文鏈接